社論－全球強人政治新趨勢 台灣呢？

日相安倍晉三執政聯盟將贏得國會2/3多數席次，安倍3支箭：貨幣寬鬆、財政刺激與結構改革可望繼續推行。圖為安倍昨參加選舉活動。(美聯社)

 

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推動的眾議院解散重選結果出爐，自民、公明兩黨組成的執政聯盟獲得全面勝利，日本及全球媒體在大選結果揭曉後第一時間的評析都是：「安倍晉三重新構築政權基礎的策略取得了成功」。日媒指出，安倍利用在野黨準備不及的機會發動突襲解散眾院，並且採取「短期作戰策略」，又將大選焦點集中在評判「安倍經濟學」的功過，這些手段均奏效。由於自民黨單獨獲得的議席數突破了「絕對穩定多數」（266席），已可主導國會運作，執政聯盟又獲得超過三分之二席次，因此，安倍在明年9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再次當選的可能性增大，「安倍作為首相長期執政正在逐漸變為現實」。

面對自民黨的再度勝利，安倍晉三在電台節目中再次表明有意修改憲法，他宣稱修憲「是我的遠大目標和信念，將發揮領導能力以深化國民的理解」，當然，安倍也會繼續推行日圓貶值、消費稅調升等「安倍色彩」強烈的政策。日本此次眾議院選舉的結果及其後續影響，反映了日本政治將進入新強人政治時代：一位富魄力但有爭議的領導人、一個相對穩定而長期執政的團隊、一組烙印著領導人鮮明性格與色彩的內外政策。 

日前，英國《金融時報》專欄作家菲力浦‧斯蒂芬斯便撰文強調「世界迎來政治強人時代」，習近平、普丁、安倍晉三都被列為「鐵腕領導人」。斯蒂芬斯文章要強調的是國際關係、國際政治的變化，包括民族主義抬頭，全球化退潮，國家主權被刻意強調，以及國際間競爭的激化。然而，這些鐵腕領導人的強勢作為並不侷限在外交與國際事務領域，習近平的新政與肅貪、安倍的經濟學、普丁的威權統治都大大影響該國發展方向和國計民生。

在這個全球強人政治崛起的大背景、大趨勢下，台灣的政治卻是紊亂、迷惘而多變的。近幾年來，國土狹小、資源貧瘠、市場有限、自主產業基礎淺薄的台灣，面對著全球經濟的長期衰退，世界範圍的貧富差距擴大，以及中國大陸經濟一枝獨秀、政治軍事又大規模崛起的外部大情勢，內部卻是陷於長期的藍綠對立與國家發展方向的歧異，加上高政治參與意願、低政治參與水平的網路世代崛起等因素，台灣政治出現了幾大病徵，嚴重影響了台灣的發展與進步。

首先，在藍綠對立、新媒體、網路新社群崛起的情況下，台灣政治社會在面對內部的重大歧見時，缺乏討論思辯的時間與空間，更缺乏耐心與包容，「黨派鬥爭」、「為反而反」成為主導情緒，使得問題治絲益棼，社會人心也呈現認知破碎，無法存異求同，凝聚共識。

其次，政黨不斷輪替、政治明星不斷潮起潮落，人民對政黨、政客厭惡，卻又期待新的救世主出現，於是始終陷於期望、失望、再期望、再失望的輪迴之中。在政治局勢紊亂無出路的同時，經濟停滯、薪資倒退、生活的幸福感與安全感被剝奪，人民的不滿不斷累積，社會處於集體鬱悶、集體焦躁的情緒之中。

第三，「公民運動」成為潮流，「公民參與」成為顯學，但是在這些華麗詞藻的背後，並非民主的深化與鞏固，而是社會集體躁鬱症的爆發，呈現的是反抗的淺薄化、情緒化與自我感覺良好，「只要我覺得對，有什麼不可以」成為主流。台灣引以為傲的「最美風景是人」，全然崩裂。

在這樣困頓與焦慮的社會情勢下，台灣社會確實需要「領導」，然而，十幾年來，陳水扁的民粹操作、貪腐執政，馬英九的學者治國、無（惡）感改革，都反映了國家領導人在領導力上的不足，惡化了國家發展停滯的困局。在扁、馬之後，新一代的政治領導人已經浮現，但，他們是否又能具備「最高領導者的條件」呢？

從台灣面臨的內外局勢來看，新一代的最高領導人需要具備的條件是：符合新時代需求的新的、堅定的價值觀，有積極解決人口老化、貧富差距、環境惡化、分配不均等課題的意願與信念，並且能夠進行「願景領導」，說服、帶動民眾一起向前；面對社會的分歧與對立（從藍綠到階級），有包容、折衝、妥協、前進的胸襟，耐心與手腕；面對艱困的國家處境，有長期規畫的大視野與步步為營的實踐力，尤其在面對大國政治、全球變遷的變局時，既有堅定的戰略目標，靈活的策略布局，又有危機管理、危機處理的意志與能力。

如果從這些角度來觀察台灣未來可能的領導群如蔡英文、朱立倫等人，在價值觀的層面，我們看到的主要是他們操作的「口號政治」，而非具體政績，在實踐力的層面，我們看到的更多是謹小慎微與政治盤算，至於大戰略大視野，更是普遍欠缺，令人失望。在政治攻防、選戰謀略、媒體操作、公關行銷之外，如何具備「最高領導者的條件」，恐怕才是有志於2016、2020大位者，所急需修習、淬鍊的功課。